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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体育器械的农村小学培养了跳得最快的中国孩子

来源:网络整理 编辑:瓜果网 时间:2019-10-06

有些人已经在一次次迁徙中告别了这个以他们为荣的地方。韦杏亲在2016年瑞典获封为“世界跳绳大师”,保持着一项世界纪录。因为家庭原因,她不得不在2018年9月放下了手中的跳绳,回到广西老家。

到了2012年,跳绳成了他躲不开的项目。广州市教育局决定将跳绳作为中小学生必须掌握的一项运动技能,列入每年体育学科学业质量评价必测项目,要求学校每周安排一节体育课用于跳绳。那个学年起,赖宣治不得不向学生们传授他最不擅长的项目。七星小学组建了跳绳队,潜在的世界冠军们从镇一级的跳绳比赛开启了冠军之路。

现在,跳绳界的巨星岑小林只是受到体育老师钟爱的一名中学生,和同批“起跳”的队员继续着第七年的跳绳训练,为更多的世界纪录,也为了“将来教人跳绳”。

他认识的一些家长并不支持孩子参加跳绳队,以至于他需要去说服这些冠军的父母,让孩子跳下去。父母们总是会问此类问题:“拿了跳绳冠军有什么好处?跳绳队对他以后有什么帮助?”一个问题备受关注:拿了冠军有没有奖金?

花都区教育局体育教研室副主任姚灿华介绍,区教育局在经费上全力支持,七星小学关于跳绳的经费申请基本都是全额拨付。区里还会组织其他学校的教师去七星小学观摩。当地举办的大型活动,也会安排跳绳队的表演。

在挪威比赛时,岑小林能清晰地听到教练赖宣治的声音——他会蹲在比赛场地旁,发出队员们熟悉的“赖氏狮吼功”,从小声计数直至喊到声嘶力竭。岑小林起初根据提示“保持节奏,不要加(速)”,在最后30秒,他全力加速,跳到脚掌发烫。

七星小学在国内的对手也拥有很多世界冠军头衔。比如,在美国举行的2018年跳绳世界杯赛上,广州的东荟小学跳绳队拿到了23个冠军,济南的辅仁学校则收获了48枚奖牌。

岑小林很清楚,如果回到贵州,他就可能成为,父母就可以换一个地方打工。为了支持他的跳绳生涯,他们已经在这里守了他7年多。在赖宣治看来,跳绳能够改变学生的命运,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这条绳子把他们留在了这里,不用跟他父母四处漂泊、辍学打工,能读书就有机会。”

跳绳这项运动可以分为速度跳绳和花样跳绳两个大类。一个公认的观点是,中国人在速度跳绳上处于顶尖水平,花样跳绳略逊一筹。

可是,这项运动并不适合赖宣治。即使在身材变胖之前,他也不擅长跳绳。花都区教育局2009年开始推广跳绳,对中小学体育教师定期开展跳绳达标测试,他总是倒数几名。他会找校长在病假条上签字以逃过测试。某次测试他实在逃不掉,硬着头皮去跳,补考了3次才算通过。

训练时,队员们互相帮忙计数。9岁的廖娅琦最怕的不是比赛失误,而是给岑小林计数,“跳太快了,看不清,尤其他的脚,一上一下的。”

答案是令人失望的——没有。最重大的国际比赛也不设奖金。优胜者不会得到任何来自其他渠道的奖金。

但孔荧莹认为,要总结跳绳迄今给自己“带来哪些变化”,是“比拿冠军还难的事”。

全国跳绳运动推广中心技术总监胡平生对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解释,对于青少年来说,跳绳能够促进长骨两端的骺软骨增生,进而促进长高。跳绳对膝盖的冲击比慢跑要小,同时能够强化心肺功能与肌肉耐力,增强眼、手、脚的本体觉,提高敏捷性与协调性。他建议,根据不同身体素质、跳绳技巧掌握程度,进行适量运动。

毫无疑问,体重超过100公斤的赖宣治是这支跳绳队中跳绳最差的。但他又是唯一的教练和全校唯一的体育教师。

看到10岁的队员因为失误在场边痛哭,他觉得,这正是跳绳队的“底蕴”所在,“他想赢,内心对胜利有渴望。”

在速度跳绳领域,国内赛远比国际赛竞争更激烈,因为不是所有的国内跳绳高手都会去参加国际比赛。中国跳绳国家队并非常设机构,而是为备战世界大赛而组建。据陈阳辉介绍,一般来说,全国跳绳运动推广中心是从全国跳绳联赛总决赛、全国跳绳锦标赛、中国国际跳绳公开赛这三大赛事中,挑选单项排名位列前三的运动员,再筛选组建国家队。

2019年,花都区两所国家级示范性高中首次把跳绳项目纳入体育特长生招生项目。这成为父母同意他们留在跳绳队的主要原因。

有队员介绍,平均每两个月,他们就会用断一根直径1毫米的钢丝绳。“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赖宣治教导学生。

“天天练,每天重复,每练一个动作重复3万次。”14岁的孔荧莹拥有十几个世界冠军头衔,她说:“天才都是练出来的。”她喜欢花样跳绳,正在试着编一套四人同步花样跳绳动作。

此类荣誉使七星小学从一所薄弱的乡村小学变成了明星学校,成为花都区教育局在推进阳光体育运动过程中“精心培育出来”的代表。

曾有体育局的教练去选苗子,想从跳绳世界冠军中选拔一些人练田径或者其他项目,都失望而去。他们的身体素质并不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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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学时,赖宣治曾是篮球特长生,并凭此身份考进大学。他认为“体育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让他找到自信,学会坚持。他也相信,体育能改变自己的学生,“孩子变化是能看到的”。

随着像他这样的孩子带回越来越多的奖牌,“绳文化”被七星小学写进了办学理念、办学目标,这所建校50多年的学校也有了自己的校训:“悦动至善 和乐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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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是从四五年级拉来的——六年级面临毕业,低年级的孩子则太小。整个学校那时共有一百五六十名学生,赖宣治拉来了50多名,几乎“挖空”了两个年级,田径队也被合并进了跳绳队。岑小林是少有的低年级队员。他们每天在学校的榕树下训练两个小时。不少学生嫌累退出,后来,剩下的全是外地来的孩子。

他们对鞋底特别敏感。跳绳穿的鞋鞋底不能太厚,要轻,队里新发下来的鞋子几天就被“踩得很合脚”。“鞋底前脚掌和鞋面回弯的地方最容易破,鞋底直接破了一个洞,很多双都这样。”14岁的队员陈嘉伟说。

跳绳队的比赛场地通常有1.5个篮球场那么大。几组比赛可能同时进行。广播里在计时提醒,运动员脚掌砸向地面发出“哒哒”声,还有看台上观众在尖叫——每当大屏幕上实时更新的数字开始向世界纪录靠拢,赛场上声浪迭起。

队员们的体能训练也很简单:蛙跳,爬楼梯,跑步,以及拉着汽车轮胎跑步。训练结束后,学生两人一组,互相踩小腿让肌肉放松。

搬家是他所熟悉的——世界冠军们大都是随父母临时在广州郊区落脚的打工者子弟,籍贯分别在贵州、重庆、广西或湖南的村落。他们跟随父母迁徙,更换住址也更换学校,有的学生19岁才读到小学六年级。少数人能够在此地读完初中,然后像父辈一样,出去打工。他们总在迁徙。

经费紧张,体育教师发挥了他的想象力:旧教学楼拆除时,他从工地上找来废旧电线,去墙外砍竹竿,以竹竿为把手,在上面钻个孔,电线从里面穿过打个结,一条自制跳绳就完工了。

跳绳的兴起,在这里更多是因地制宜的选择。赖宣治到来时,学校只有一块土操场。他试过在尘土飞扬中教学生们打篮球,但他们拼抢时互相撞倒,家长投诉到校长那里,投诉多了,篮球也就停了。他带学生练田径,由于器材匮乏,唯一能开展的田径项目是跑步。花都区局举行第一届生跳绳比赛时,校长张有连带他去观摩。他们的结论是,这项运动似乎适合七星小学:不会有激烈的对抗,不需要昂贵的设施。

2014年,全国跳绳运动推广中心首次举办全国跳绳联赛。七星小学跳绳队参赛,坐在观众席的校长张有连看得哭笑不得:第一次参加大赛,有孩子因为换了起跳的位置而不知道怎么钻进绳圈。尽管如此,这支队伍在80%的比赛项目中获得了奖牌,并拿到团体冠军。

“把跳绳的精神用到学习上,然后更好地学习,就是跳绳的目的。”一名10岁的队员半开玩笑地解释跳绳和学业的关系——这是教练告诉他们的。

后来,经人介绍,一家五口再次迁徙,坐上了从北京开往广州的大巴。父母在菜市场卖菜,三个孩子进入七星小学,分别入了一年级、三年级和五年级。

一家几个孩子在跳绳队的现象并不少见。去挪威比赛的17人名单上,张茂雪、张崇杨、张崇霞是亲姐弟;更早的名单里,岑小琼、岑小会、岑小林、岑泽忠是表亲,都是世界冠军。岑泽忠如今进了一家跳绳俱乐部做教练,岑小林本该和姐姐岑小会一起回贵州上学,但是老师多次家访,把他“拦截”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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